历来在管理活动中，抽象的奴化管理痕迹都是十分明显的。即便到现在，在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领域仍旧不时窥见其表现。有三个故事，至今广为传颂，颇有意思，耐人寻味之余，仍让人时刻难以醒悟。

　　故事一：

　　话说古时候，分别有来自三个不同城邦的人申请加入某城邦（假定这个城邦享有独立国家的权力），城主分别接待了他们。城主问甲：“您来自什么城邦呢？”甲说：“我来自一个和谐城邦，人们安居乐业，物产丰美，毗邻互助。”城主云：“欢迎您的加入，我们这里也是如此。”城主又问乙，乙说：“我来自一个商贾城邦，人们往来争利，一切皆以利为先，人们老死无相真诚往来。”城主也云：“欢迎您的加入，我们这里也是如此。”城主再同样问丙，丙说：“我来自一个争讼城邦，盗贼横行，诈骗为专，官匪一家，民为鱼肉，人们各自刻薄寡恩，老无所养，失业成群……城主啊，求求您，刚刚听了您说的那两种城邦表现，可怜可怜我吧，收容我这不幸的人吧！”城主感而落泪，亦云：“我很想您可以加入，但我们这里也是如此，您还是另投别处去吧。”
　　
　　这个故事对企业来说，涉及人力资源引进和选拔时，企业总不时用之愚弄了几乎所有员工和大多数求职者的。

　　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一种愚弄手段呢？其实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至少生硬地存在有如下几个问题：

　　首先，这个组织只对求职者入职和员工在岗的心态和行为有适应性要求，而对本组织是否应该对求职者和员工有适应性调整？则往往不得而知，但一定存在缺乏组织活力等问题；

　　其次，组织行为和员工行为任何时候都是互动的，但组织行为很容易被特定的数个领导所操控，领导是否可以这样言行或那样言行？也是不得而知的，但一定具有执行力；

　　其三，这个故事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与尺度。心态尽管和人的行为有关联，但和组织管理并无必然的联系。由于员工个性对组织个性具有从属性，一旦将员工心态同员工个性人为等同，也直接反映了组织个性与组织心态亦被人为等同，则一定必然表现了相应企业组织的核心管理者存在心态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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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因而，这个故事在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很多企业管理者拖延、推诿管理责任的游戏手段，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，导致引进人才和管理员工时出现不作为现象。同样的，这也直接反映一个重大问题：抽象管理方法，对社会进步和企业发展在特定时期有稳定意义，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不填充具体管理手段，则贻害无穷。

　　那么，则只有在这个城邦或企业组织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后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它们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——没有竞争和市场风险时，则一切都会人为隐藏，甚至连招聘与使用人才都成为一种形式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到了起码该呼吁和欢迎“狼来了”的时刻。
　　
　　故事二:

　　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。中国老太太说：“我攒够了30年的钱，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。”美国老太太说：“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，临终前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。”后来，美国老太太将房子倒按揭给银行，由银行每月给她发月钱，“上半辈子你养房子，下半辈子房子养你”。这下美国老太太真的就夕阳红了，吃中国大餐，到韩国去做美容，周游世界，享尽人间之乐。末了，人一上天堂，房子归银行，各取所需，两不相欠。
　　
　　这个故事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更是耳熟能详，愚弄了几代中国人，甘心沦为房奴。由于这个故事已有很多人加以批评论述，我这里只做一点提示性分析。

　　定价权究竟谁说了算？定价依据从何而来？统计数据真实与可信吗？

　　公民是社会进步与富强的劳动者，但他们的个人福利岂能完全推给个人？

　　谁才是社会的真正受益者？劳动者、特权阶层，还是其他人？

　　是否应该看见国别差异？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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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故事三：

　　神话故事流传颇广，奴化管理痕迹也十分显现。这可资鉴曾几何时，古代戏剧艺术曾经影响过社会关系。一说武曲星下凡，一说文曲星下凡，甚至有邪恶之神，战神下界等等，似乎唯有此类人物方才负有某种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，受命于天，最高天庭当局在他们下凡前即已打下特殊标记，似乎他们所有行为的必然源泉即是天命使然。所以，他们杀人放火、妻妾成群、文饰华丽、淫荡奢华皆为必然，因为他们必须要这样。当然，他们“杀人放火”之类的被合法化了，或者在维和部队，或者在抗拒侵略的战场，或者在镇压反叛的大前方；至于其“妻妾成群、文饰华丽”，原来都是文化人的附庸风雅的优美之举了，甚至一度演变成为成功男人的现实形式；再说那“淫荡奢华”之黑暗邪神的下凡之举，都是天上人间人神共仇见而皆诛的，至于他们曾经有无好的表现，现在临到“淫荡奢华”的地步，当时当权者是一页纸翻过了，照杀不误，杀之前还要将其人品、才品与业绩贬至不堪入目为止。
　　
　　分析神话故事，我们可以发现造神背后隐含的许多故意。

　　神与人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多重个性和属性。神只有一种属性，专司一职而无世俗感情，是简单的；人往往纵情而不专，是复杂的。

　　首先，人是复合的动物，可以因事派遣，主动适应；而神则基本上只按职能设计，少有神充当多个角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事实上，神权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管理模式，神的职位、品级、职位描述和职能其实是创建神话的人们故意设计好了的。

　　其次，设计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
　　一，战乱之时，以“神”为名，言行争端皆“受命于天”；和平之时，以“神”为正义与公平化身，调和社会关系，平息分配不公与社会矛盾带给人们的创伤与仇怨。

　　二，假借宗教名义，通过“由人入神”的误导，鼓励人们进行其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执行的行为，达到设计神的目的——积极推动肉体炮灰的群体与个人激情。

　　难听点说，犹如下了一个虚荣的圈套，让你去钻，人家收的是城池、美女和真金白银——你死不死，他管不了那么多，甚至你死正合他意；至于你死后究竟能否成神？当然是不得而知的。这点上，某些学历与资质教育就具有这个性质。

　　其三，神权社会意味着“造神运动”，机械地造神，还只能是民间自我疗伤的一种做法；主动而有目的地刻意造神，则肯定是某种势力人为的阴谋——从某种角度分析，什么时候推出与创制某神，则某些受罚者的末日到来了；从营销与投资角度出发，划定利益分割点，让相关员工去疯狂也是如此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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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这些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与组织文化时，事实上的造神活动即是一种仪式。由于仪式往往是一种公开的价值观承诺，则违背此仪式的言行，都是错误的，应受到谴责与惩罚。
　　
　　可以说，奴化管理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基本价值观，是一种主流的社会文化与组织文化，甚至具有消费性质——明知是假而偏行。不过，由于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调节工具，所以，实施奴化管理基本法时，在具体方法的选用上，还是要重点考虑时效性的，毕竟其时效性是相应战略环境的集中时点体现而已。

　　简单地评价奴化管理法，其优点是参与调和了社会关系，在激发人们日益利己的现实条件下，社会和组织保持暂时稳定。

　　但“私权社会”和“自私型社会”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。“私权社会”存在多种社会权力与自由，鼓励私人谋利的前提是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；而“自私型社会”最主要的特征是人们普遍丧失社会责任感，社会保障体系形同虚设，或者只给少数人有条件享有。

　　比如，大学生正常就业即可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并拥有社保等待遇，一旦失业，社保只由其个人购买缴付才可能延续。不过，多数大学生都是无有积蓄的，一旦失业往往与流民无异，即便是党员也缺乏组织挂靠。这些人，事实上是缺乏保障和无人管理的。这既可悲，也是具有社会危险的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出发，缺乏或不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条件下，保障就业的充分程度具有最为重大的社会意义，是和谐社会首当其冲的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表现为一种公共管理层故意地割裂了“利己”与“私权”的距离，人为地推卸了公共管理责任；企业组织则更不用说具有这个责任和使命了，它们事实上即是“利己”者之一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奴化管理社会形态是多年形成的，当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时，教育、就业和保障等三个方面，也都是慢慢围绕了“奴化”二字的，则政府、学校、企业组织和个人逐步变成相互奴化的力量了。
　　
　　以上这些，是结构管理法必须要注意的基本出发点。因为结构管理法执著地认为：不同的视角看待相同的事物，得出不同的结论与解决方案，是促进社会与组织不断进步的最基本结构性前提。

来源：世界经理人